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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大佛的身前背后

來源:山西之窗 作者: 時間:2019-06-21

  照片來源于色無界攝影論壇

  一

   一尊巍峨莊嚴的大佛,幾百年來在人們的視野中悄然而神秘地消失。曾受眾多香客頂禮膜拜的蒙山大佛,在香火繚繞逐漸淡去之后,超然物外、寵辱不驚的處世哲學仍然堅守著它的佛緣狀態,在繼續著它的默默的滄桑思考。突然有一天,一位老人,在查閱了半個世紀的資料,尋探了幾十年的佛蹤后,終于在一個山環水繞、風光秀麗的山凹里覓得大佛的身跡。老人激動得下跪了,涕零憾恨。他撫摸著大佛蒼勁斑駁的偉岸身軀,浮想聯翩,心底不由涌起幾許懷古的幽思。這尊大佛曾經有過怎樣的輝煌與滄桑?千百年來它在沉默中目睹了多少王朝的更迭與人間的悲歡?它那兩扇如輪大耳聽到過多少廟堂的私語和市井的喧囂?我想它那碩大智慧的頭腦中一定封存著許多未曾載于史籍的重要信息,假如它能開口講話、吞吐千年,那些讓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歷史懸案和謎底,或許竟可以一朝而大白于天下了。

  可以斷定的是,在1400多年前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下,開鑿這樣一座氣勢恢弘的摩崖石刻佛像,應該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據傳,明初永樂皇帝朱棣在“靖難之役”后,曾派人在紫金山上鑿制了一塊史無前例的巨形石碑,準備將其立于孝陵,以彰表其父皇朱元璋的豐功偉績。然而,萬事俱備之后,卻因碑材太重無法搬運,且耗資太大難以承受而作罷。這塊巨碑迄今仍橫陳于山巔之上。因此,即使是在封建皇權至上、統治者為所欲為的歷史背景下,大興土木的作為往往也要受到社會客觀條件的制約。那么,北齊的統治者為何要傾舉國之力來開鑿這樣一座石佛呢?這恐怕與這塊富饒肥沃的土地分不開,與佛教對當時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當然也可能反映著統治集團的攝政能力。

  二

  縱觀世界宗教發展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規律,即中世紀宗教的原創及早期傳播階段往往都會遭遇國家意識形態的歧視與打壓,直到統治集團認識到宗教對于現實政治的實際價值為止。佛教并非中國原創宗教,它是憑借了東漢皇室給予的文化特權才得以進入中國社會的。最初所呈現的并不是社會性的開放姿態而只是宮廷性和文人圈子性的神秘面目。佛教自東漢明帝傳入中國后,楚王劉英率先齋戒祀佛,漢桓帝又在宮中開設浮屠之祠,佛教教義逐漸在上層社會傳播開來。魏晉時期,政局風云多變,社會動蕩不安,現實矛盾促使統治集團的精英階層重新反思社會與人生的重大課題。他們看到傳統的儒、道哲學并非解決一切社會難題之靈丹妙藥,作為新的解釋空間和解讀方式的佛教具有獨特的優勢和神奇的吸引力,而且從根本上有利于國家存在方式和人生修養方式,有利于人們訴求自由和追崇期望,有利于以意識形態的力量來再一次構建與不平等利益分配制度相配套的社會心理秩序。

  于是乎,那些因憤世嫉俗而寄情山水、縱酒放歌的玄學名士們紛紛談佛論道、遁入空門。這些人多出自世家望族,有政治背景而無衣食之憂。平素以天馬行空、曠達無羈為風尚,蔑視權臣和禮法綱常。“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雖系孔子二十世孫,終因多次嘲諷曹操而被以“違天反道,敗倫亂理”的罪名殺害。繼其后而名聞天下的“竹林七賢”,以“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相標榜,拒入仕途而放浪形骸,其領軍人物嵇康,倡導“越名教而任自然”,結果因得罪權臣而被殺。從南到北,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民族的、現實的矛盾為宗教的傳播提供了滋養的溫床,玄學名士遁世出家成為求得精神解脫的唯一出路。釋道安、支道林、竺法深、釋慧遠等佛門高僧與謝靈運、王羲之、殷浩等清流名士過從甚密,時常聚會,一起談天論佛、切磋教義,思想異常活躍,文化日趨多元。南朝梁武帝甚至把佛教宣布為國教,并三次到同泰寺出家當和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南京城中僅有的一處夫子廟,竟然與480座佛寺毗鄰而居,足見當時南朝佛教是何等的盛行。

  北朝時期,太原已是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沖撞交匯的前沿,隨著三個少數民族主體性政權在并州地區的確立,太原逐漸成為多民族融合與北方貿易的中心區域。而這一階段,北朝這個異族統治的開放、創新、萌動的執政狀態,也正是佛教在山西境內迅速發展的動因。著名高僧佛圖澄,得到后趙石勒政權的大力支持,在山西境內弘揚佛法、廣收門徒,以致魏晉時期佛門高師名僧多出其門下。與釋道安齊名的高僧法濟、支曇、慧遠、法顯等都是山西人氏。其中雁門樓煩人慧遠,與鳩摩羅什一起被后世佛界奉為泰山北斗。而平陽人法顯則是中國歷史上赴印度、斯里蘭卡訪學的第一人,著有《佛國記》一書。東魏時期代縣僧人曇鸞是凈土宗的開山鼻祖之一,東魏孝靜帝稱其為“神鸞”,日本佛界稱其為本師,并尊山西交城玄中寺為祖庭。佛教的繁榮直接推動了寺廟建筑的發展,有關資料顯示,北魏、東魏、西魏皇室出資籌建寺院約47處,王公大臣籌建寺廟約830余處,民間出資籌建寺廟約三萬余處。這一時期的佛像,多廣額高鼻,長眉豐頤,很似北魏鮮卑人的體征。體態衣紋多勁直,形象肅穆,身軀雄偉健壯,顯示出游牧民族剽悍、粗獷、豪放的氣質風貌。

  東魏、北齊是太原地區佛教傳播和寺廟興建的高潮階段。北魏永熙元年(公元532年),高歡滅爾朱榮,在晉陽建丞相府,坐鎮晉陽前后15年。遷鄴以后,晉陽仍然是高氏政權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城市。高歡父子篤信佛教,在晉陽城周邊地帶興建了許多規模宏大的寺院和石窟群落。東魏末年,高歡攝政時在天龍山開鑿了數孔佛窟。高洋稱帝后,在晉陽周邊大造佛像寺廟,從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到皇建二年(公元561年)之間,先后興建了晉陽開化寺、崇福寺、童子寺等,多依山刻石,緣巖鑿室,規模宏大,氣勢磅礴。這一時期,包括太原地區在內的北方佛像群雕,往往呈現出一幅皆大歡喜的理想化和諧美景的創作主題。統治階級正是借助了宗教及其藝術作品,來催眠人們的主體意識,使其淡忘現實的苦難,順從所謂“天命”的安排,心甘情愿地面對人生的一切痛苦與不幸,并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來世的輪回和石雕所描繪的西方凈土。事實上,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及其石雕藝術,的確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發揮了精神麻醉的作用,幫助了人數上不占優勢的鮮卑、羯、氐等游牧部族在黃河流域的長達幾個世紀的統治。這或許也是魏晉南北朝佛教長盛不衰、佛雕石窟層出不窮的奧秘所在吧。

  蒙山大佛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面世的。統治者為了使臣民俯首貼耳,而坐擁天下;學士們為了營造精神家園,寄情山水;老百姓為了尋找訴求、期待安慰,于是大佛成為時代共同的偶像。他們選準了風水,擬定了規制,草就了圖案,培訓了工匠,在祭奠了天地之后,開始了心靈與物象的創造。他們帶著虔誠、帶著崇拜、帶著對心靈的寄托、帶著對來世的向往;他們拋妻舍子、遠離家庭、義務勞作、精心創造,他們要把心中一個無尚的浮屠,變成一個現實中高大、偉岸的偶像。他們終于在北齊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將一尊罕見的大佛以及供奉它的龐大佛寺雕筑面世。蒙山大佛比云岡石窟最高的佛像高近46米,比已被炸毀的阿富汗巴米揚大佛高10米;而它誕生的年代則比四川樂山大佛早16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

  三

  如果我們把隋唐看作是魏晉南北朝的后花苑的話,那么蒙山大佛落成以后,它那雙極富睿智與洞察力的佛眼,一定可以透過層層歷史的迷霧與浮云,窺視到半個多世紀之后,一個全新的大一統帝國的獵獵軍旗即將由自己腳下的這塊土地揭竿而起;而泱泱大唐帝國的威儀與強盛,不僅將改變東亞地區的國際政治格局,而且她那如日中天的輝煌必將讓整個世界為之矚目與驚嘆。因為,當時代進入隋唐后,便有一種成熟氣象,彌漫在歷史的河床之上。這是一種大成熟,一種萬千氣象的大成熟,猶如人之壯年,猶如秋季的稻田,充滿了魅力,充滿了精氣神,充滿了豐收的景象。內政是成熟的,德、刑的調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外交是成熟的,文、武的張弛,進入了得心應手的階段;制度是成熟的,三省六部、科舉考試的推出,奠定了政治的基業;文化是成熟的,詩賦、藝術的創造,涌現了一批出神入化的人物;經濟是成熟的,均田、租庸的匹配,成就了殷實的社會……所有這一切,匯成了綜合國力,無與倫比的超一流綜合國力。這個綜合國力,于青史居了巔峰,在東方執了牛耳,給世界提供了難得的范本。

  不知此刻的大佛是否想到,在空寂中打坐默禱50余年后,它將迎來一縷空前絕后的塵世殊榮。

  在隋唐的歷史上,我們清楚,李淵的政治見識,在創世紀的封建王朝的始祖中,應是很睿智的,他來太原做留守之前,就已看出隋朝大勢已去,遂萌伺機而動之心,所以才有和宇文士及“夜中密論時事”的說法。來太原下車伊始,文水富商武士彟(武則天生父)就力勸其舉兵反隋,李淵一笑置之,曰:“幸勿多言”,轉而又說:“深識雅意,當同富貴耳”。這時李靖和劉文靜等人都已看出李淵有“四方之志”。隋煬帝南下江都以后,李淵斷定時機已經成熟,悄悄對李世民說:“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

  據傳,起兵之前,李淵曾擇日祭拜了大佛,當晚即得一夢,夢中竟見佛光普照,一位金甲神將飄然而至,手執一面“唐”字大旗,耳邊隱隱聽到一個渾厚的聲音:“得晉陽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也。”李淵從夢中驚起,未敢聲張,暗中卻更加堅定了起兵的決心。遂于隋義寧元年(617年)五月,在晉陽起義堂祭旗誓師,傳檄天下,直搗長安。此事雖無正史可考,但從稗官野史的角度看,不僅為大佛披上了一層神秘面紗,也使李淵起兵太原之舉更具“替天行道”的色彩而顯得師出有名。當然,由此出發似乎也更易于理解,為什么唐朝的主流意識形態與佛教思想會結下了那么深厚的淵源關系。

  當時間指向大唐顯慶五年(660年)的時候,唐朝第三代掌門人高宗李治攜著百媚千嬌的皇后武則天,一路風塵仆仆來到大唐帝國的發祥之地——太原。他們徜徉于晉陽的青山綠水之間,但絕不敢流連忘返,因為他們的行程安排并不寬松。不僅要去北都晉陽古城緬懷父祖的豐功偉績,去文水慰問皇后的家鄉父老,而且還要瞻仰大佛,表達對佛祖的崇敬與虔誠,祈求佛祖對大唐江山社稷的關愛與佑護。面對如山岳一般偉岸的大佛,帝后二人“禮敬瞻睹,嗟嘆希奇,大舍珍寶財物衣服”,并令并州官長“速莊嚴備飾圣容”,“開拓龕前地,務令寬廣”。此行回到長安后,立即責成內宮制袈裟兩件,派專使馳快馬飛送并州,給大佛敬奉袈裟。袈裟上裝飾的金銀珠寶異彩紛呈,“放五色光,流照崖巖,洞燭山川”,“數千萬眾,道俗瞻睹,一時轟動并州”。

  人們難以揣測,面對如此盛況,如此盛情,沉默的大佛是否會為之動容?它是否會因在冥冥之中庇佑了唐國公李淵一舉而得天下,便心安理得地享受其子孫臣民的祭祀香火和頂禮膜拜呢?它那深邃悠遠的眼神是否已經從過眼煙云的繁華移向喧囂之后的凄涼晚景,并為人間的炎涼世態和風云多變而唏噓嗟嘆呢?

  四

  寺院經濟和僧侶地位的無限膨脹,使佛教與皇權政治發生了重大而尖銳的矛盾沖突。唐武宗即位后發出一聲怒吼:“窮吾天下,佛也。”于是,大規模的禁佛毀寺運動一時風起云涌,僧尼還俗,寺產抄沒,各地廟宇拆毀殆盡。奇怪的是周圍的殿閣雖亦失修破敗,但大佛卻毫發未損。唐武宗死后,在唐宣宗的扶持下,佛教又漸漸復興。唐乾寧二年(895年),晉王李克用竭河東之力,重修大佛閣。五代后晉開運二年(945年),北平王劉智遠又修佛閣。直到元末戰亂,終于寺毀閣傾,殘磚破瓦和山間泥石掩覆了佛身,顯赫了800年的大佛從此埋沒荒野、銷聲匿跡。

  當大佛再一次睜開佛眼遙看世界時,腳下的土地已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步入令人目不暇接的信息時代。開放的姿態,迎來八方來客,或以投資經營、或以學習考察、或以觀光禮佛。和諧文化建設的提出,使全社會都在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打造地方文化特色,尊重知識、尊重文化、尊重歷史成為新時期的新時尚。面對唐國故土翻天覆地的變化,大佛慨嘆之余或當報以慈祥的微笑。如今,滄桑斑駁的大佛依然端坐于風景秀麗的石崖間,寬大的胸肩、修長的雙臂從兩側石崖中呼之欲出;依然還是那莊嚴、安祥、仁慈、神秘的面容……

  這便是新發現并經過修繕的距太原西南20公里,屹立于2500多年的晉陽古城西邊山崖間的蒙山大佛。  本文作者:吳國榮

【責任編輯:端木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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